备注：Michel Foucault, 陆译“福柯”，台译“傅柯”。
版本与阅读说明：
“福柯笔记系列”算是笔者的读书笔记，将陆续分享对福柯主要作品的核心内容和思想脉络的总结。一方面用于记录自己读书过程中认为比较关键的内容，以便自己后续使用时快速查阅；另一方面也希望能给计划或已经在读福柯的人一些参考。本系列前三篇文章的主角是《古典时代疯狂史》——因为原书分为三部，所以我也按照此结构分为三篇进行梳理。
首先明确一下我阅读的版本：2016年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古典时代疯狂史》，译者林志明。书封底介绍此译本为“华文世界最佳全译本”。其实又岂止是最佳呢？应该说是唯一。福柯对疯狂进行的考古学研究有两个版本：一是直接衍生于其博士论文的长达600多页的“长版”，林志明译的《古典时代疯狂史》即属此版；另一版本则是流传更广的精简版《疯癫与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虽然中国大陆的三联书店也曾出版过林志明译本，但我还是选择直接读台版，因为我不确定大陆版本是否阉割了哪些内容，也不想浪费时间去比对求证。
另外，在阅读中文版全书之前，我先读了瑞士史学家Philipp Sarasin写的《Michel Foucualt: zur Einführung》（福柯导论），书中第一章“Wahnsinn, Vernunft und Schweigen”梳理了福柯对西方疯狂史的研究，所以我的读书笔记中可能也会引用其中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曾出版过此书的中文译本，书名《福柯》。因为我读的是德语原版，所以无法对中译本的质量做出评价。
全书简介：
在《古典时代的疯狂史》中，福柯主要探讨的是欧洲社会（尤其是法国）在古典时代（大致从17世纪到18世纪末）如何对待“疯狂”这一现象和“疯癫的人们”。在他看来，“疯癫”并不是一个固有的、自然存在的现象或疾病，而是被社会、历史和文化建构出来的“他者”。 在不同历史时期，“疯癫”被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但它并非一开始就被完全隔离出来并被视为“理性”的完全对立面。用Sarasin的话来说，福柯其实想寻找的就是一个“零点“（Punkt Null），从这个零点开始，“疯癫”被完全与“理性”分离（Trennung），成为被社会遗弃和囚禁的“他者”。而这个零点，可能也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零点”，或者说“断裂点”。
为了寻找这个点，福柯对“疯癫”展开了考古学研究。他先后探索了中世纪末期（约15世纪末以前）、文艺复兴时期（约15-16世纪）、古典时期（17-18世纪）以及现代医学时期（18世纪末-19世纪）是如何对待“疯癫”的，从而呈现出“疯癫”在历史中的生存轨迹：从被社会容纳和允许共存，到被赶上“疯人船”上无目的地放逐，进而到古典时期彻底被“理性”异化、被监禁与惩戒，再到现代早期被划归为医学领域，成为被知识权力控制和规训的 “病人”。福柯认为古典时期是一个关键点，更确切地说，疯癫与理性的分道扬镳开始于启蒙运动，开始于笛卡尔以及他所代表的理性主义，或者说纯粹理性。从这时开始，理性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疯癫彻底被异化为社会秩序的扰乱者，被关进收容所、疯人院，受到监禁与惩戒。
福柯自序：我讨厌这么干！
笔者读书很不喜欢读序言。如果序很短，几分钟便可读完，倒也无所谓是否浪费时间。最怕又臭又长，像裹脚布一样的序。幸好福柯也讨厌写序，所以这版书的自序只有短短两页，而且通篇等于是在骂“序“。在他看来，写序就是作者在为自己的作品建立王权体制，序言就是一篇专制暴政的宣言，要求读者们的阅读、分析、批评，屈从于作者的意愿。他希望他的书不要以文本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论述的形式。它可以“被人重抄、断碎、反复、模拟、分裂，终至消失。使得生产它的人，永远不能提出主权要求”。
他在自序的最后写下：
“——不过，您刚写了篇序呢。
——至少它是短的。“
———————————————————————————————————————
第一部：从疯人船到收容所——自由的放逐与监禁
第一部共分为五章：《疯人船》、大禁闭、惩戒与矫正的世界、疯狂的体验、无理智者。
第一章：《疯人船》
《疯人船》之所以加了书名号是因为有一本名为《疯人船》（Das Narrenschiff）的书，是Sebastian Brant于1494年在巴塞尔出版的讽刺诗。而“疯人船”确实在中世纪末期真实存在过，尤其在德国很常见。疯子们被赶上船，被驱离家乡，不知自己会在水上漂泊多久，也不知道会被放在哪一个目的地。总之，他们的家乡不再接纳他们。家乡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你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便少了一个疯子，至于你最终去哪里，与我无关。可以类比新冠时期中国的“清零”竞赛 ——别回来，我们这里便没有病例。
- 疯癫：麻风病的遗产，社会“排拒”的对象
福柯并不是以“疯人船”作为本书的开篇，而是以麻风病院：”中世纪末期，麻风症消失于西方世界“。随着麻风病的消失，欧洲各国大量的麻风病院全都变得空荡起来。但有关麻风病的一切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福柯由此开始引入自己的正题：
“有些事物，无疑会比麻风停驻更久，并且，就算麻风院多年来早已空无一人，这时，这些事物仍将续存——那便是附着在麻风病患者身上的价值和形象；那便是排拒措施（exclusion）本身的意义，那便是，这个顽固不去、令人生畏的形象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人们在排除它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划上一道圣圈。”（福柯12）
重点就是“排拒”，或者说排除、排斥。每个历史时期、每个社会，总要把某些违背所谓的社会主流、影响现有社会秩序的现象和人排除在主流社会群体之外，隔离在一个特殊空间，不让他们影响“正常”的社会。在福柯看来，麻风病院就是这样一种用于隔离的特殊空间。麻风院的目的并不是治疗麻风病人或消灭麻风病，而仅仅是要把他们“保持在一个神圣的距离之外”。（在这一点上，方舱医院等同于麻风院）。既然麻风病消失了，总还有其他群体要被“排拒”吧？
“过了两三个世纪以后，又再上演排拒的过程，而且是出奇地相似。穷人、流浪汉、受惩戒矫正的罪犯和脑袋错乱者，将会重拾麻风患者所遗弃的角色。” （福柯13）
“脑袋错落者”，即疯子，在两个世纪后成为了麻风病人真正的遗产。
- 疯人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表达符号
在疯子受到麻风病人同等对待，即被监禁之前，疯子首先经历了另一个特殊时期：被放逐，也就是文艺复兴的“疯人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疯子们的大帆船”成为大量文艺作品的表达意象。前面提到的Brant的《疯人船》（Das Narrenschiff）就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另外还有Hieronymus Bosch的同名画作《疯人船》。
虽然《疯人船》的故事源自神话，但“疯人船”确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真实存在过，在德国尤为常见。那个时代，疯子会被市政当局驱逐，或是流浪他乡，或是被托付给水手、朝圣者团体、商人，带到越远的地方越好。“当时欧洲都市常有这类疯人船靠岸”。有意思的是，城市在驱逐疯子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该被“治愈”，确切地说，是需要被“净化”：一方面，水流本身即被认为具有净化功能；另一方面，“朝圣”也可以净化疯子的心灵。所以，疯子们常常被交给朝圣团体，于是，“疯人船”往往就是“朝圣之船”，而朝圣团体到达目的地时，疯子便也下了船，所以很多朝圣地后来也成为疯人集结的大本营。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主要处于被放逐的状态，而非彻底被隔离的监禁状态。这种放逐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自由悖论：疯子们漂泊在浩瀚的大海上，那分明是 “最自由、最开放的路途“，但他们“却是其中囚徒，牢牢地被链锁于无尽的岔路上”。“他的真理，他的故乡，只能是两片土地之间” （福柯22）。
疯癫的流浪状态其实也暗示着一种奇特的“自由”，疯癫者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却又正是因为这种排斥，他们远离了主流社会的理性束缚，在边缘化状态中获得一种另类的自由——疯子做什么都是“合理”的。
- 疯癫的双重意涵：文艺复兴时期的疯言疯语
在福柯寻找的那个“零点”之前，疯癫尚未被纯粹理性完全排拒为对立面，尚未陷入疯癫与理性、正常与非正常的二元论。疯癫的这种模糊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尤为明显：一方面，疯癫被视作愚昧、荒谬、邪恶，必须驱逐和隔离，所以出现了“疯人船”和“疯人塔”；另一方面，疯癫又被视为智慧的隐秘表达，甚至与真理、艺术创造力、道德反思相联结。疯子在文艺作品种成为重要角色，“不再是一个位于边缘、既熟悉又可笑的侧影；它现在取得了剧场里的中心位置，就像一位真理的掌握者” （福柯25）。这些角色说着毫无理性外表的疯言疯语，却说出了所谓“正常人”没有悟出的真理。那个时期，“疯狂的面容一直萦绕于西方人的想象之中”（福柯27），无论是在通俗文艺里、严肃文学里，还是学院游戏中，疯狂的形象都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就处在理性和真理的核心处。
- 疯癫接替死亡，成为文艺作品主题
不过，疯子并非凭空成为文艺复兴作品的主角，而是“死亡”的承继者。在疯癫之前，由于黑死病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末日焦虑，唯一盛行于文艺作品中的主题是“死亡”。在这些作品中，黑死病和战争就是人类终结、时间终结的形象，无人可以逃避。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人类开始把对死亡的严肃化为反讽，化为无处不在的可笑的疯癫。如此，恐惧变成了“一种日常可见和为人成功控制的形式”（福柯28），恐惧便被预先解除了。疯狂取代了死的主题，其实就是同一种焦虑的内部扭曲。但当疯癫被塑造为无处不在的形象，人类成为了“不在乎世界末日的疯子”，便可“教导人们明白，他们现在的状况，比起死亡高明不了多少”，“普遍的疯狂和死亡本身其实是一回事”（福柯29）。
“疯人之笑的特点，就是它抢先一步，笑出了死神之笑；如此，无理智者在他预兆死神的同时，也消除了死神的力量。”（福柯28）
- 疯癫形象的对立模式：宇宙性体验和批判性体验
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中的疯癫形象进行回顾后，福柯得出了疯癫在这些作品中的一个对立模式：
“在疯狂的体验中，有一端是宇宙性的体验，它提出了身旁蛊惑人心的形象，另一端，则是批判性的体验，它表现在反讽无可逾越的距离之中。……尚且，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这两条线索仍是缠错交绕，彼此间的互通交换亦不停息。”（福柯43）
这里的宇宙性体验，或者说宇宙观形象，极富悲剧性色彩。在这种模式中，世界陷入普遍的疯狂，古老的理性在其中消亡。疯癫象征着宇宙的失序、世界的混乱、人类的末日，“它要表达的是它预感到的世间威胁和秘密“。以Brant的《疯人船》的结尾为例，这艘象征性载满愚人、疯人驶向未知之地的船，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寓言式表达。它在尾声处写道：”暴风雨把疯人船卷入一段狂乱无理的航程，仿佛世界发生大灾难一般”。在十五世纪的绘画中，这种“世界的悲剧性疯狂”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鲍许、布鲁格尔、丢勒的作品。而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虽已处于批判性占主导的16世纪中后期，但二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疯癫是十五世纪的悲剧性体验，而非同时代的批判性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超越时代，和正在消失的意义产生连结”（福柯60）。
批判性体验，是指疯癫在这些作品中属于道德的世界，它只是人类道德的错误和缺陷，而非末日。疯癫不再负载宇宙的意义，而是人生的一个面貌。疯子成为一种道德讽刺的工具，以其混乱的言行暴露社会秩序和理性规则的荒谬与虚假。伊斯拉默的作品，就是批判性体验的典型。
这两种模式在十五世纪的文艺作品中相互对抗又彼此交织，直到十六世纪，批判性占据上风，建立了自己的特权，疯狂的宇宙性和悲剧性形象则被其掩盖。这种宇宙性体验的消失，可以理解为在疯狂中蕴含的超越人性的自然属性的消失，亚陶（Artaud）对此评价：“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某种现实宣告决裂，后者的法则可能超越人性，却又属于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人之成长，而是人的缩小？”
接着，福柯用比较长的篇幅探究了疯狂的批判性体验是如何在十六世纪末建立起特权的。他首先从两个层面对这个时期疯狂和理性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一是“疯狂成为一种和理性相关的形式”，二是“疯狂甚至成为理性的一种形式”。在之后的部分，福柯列举了大量文艺作品并对其中的疯狂形象进行了很精彩的分析，需要详细阅读。
最终，理性宣告胜利，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几乎是守护了悲剧性疯狂的终极领域。“疯狂的古典体验诞生了”。 船消失，医院出现了。在随后的文学作品中，“疯人院”也随之成为新的主题。
《疯人船》之所以加了书名号是因为有一本名为《疯人船》（Das Narrenschiff）的书，是Sebastian Brant于1494年在巴塞尔出版的讽刺诗。而“疯人船”确实在中世纪末期真实存在过，尤其在德国很常见。疯子们被赶上船，被驱离家乡，不知自己会在水上漂泊多久，也不知道会被放在哪一个目的地。总之，他们的家乡不再接纳他们。家乡的目的也只有一个：你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便少了一个疯子，至于你最终去哪里，与我无关。多么像新冠时期中国的“清零”竞赛啊！——别回来，我们这里便没有病例。
- 疯癫：麻风病的遗产，社会“排拒”的对象
福柯并不是以“疯人船”作为本书的开篇，而是以麻风病院：”中世纪末期，麻风症消失于西方世界“。随着麻风病的消失，欧洲各国大量的麻风病院全都变得空荡起来。但有关麻风病的一切真的就彻底消失了吗？福柯由此开始引入自己的正题：
“有些事物，无疑会比麻风停驻更久，并且，就算麻风院多年来早已空无一人，这时，这些事物仍将续存——那便是附着在麻风病患者身上的价值和形象；那便是排拒措施（exclusion）本身的意义，那便是，这个顽固不去、令人生畏的形象在社会群体中的重要性——人们在排除它的同时，亦必定在它四周划上一道圣圈。”（福柯12）
重点就是“排拒”，或者说排除、排斥。每个历史时期、每个社会，总要把某些违背所谓的社会主流、影响现有社会秩序的现象和人排除在主流社会群体之外，隔离在一个特殊空间，不让他们影响“正常”的社会。在福柯看来，麻风病院就是这样一种用于隔离的特殊空间。麻风院的目的并不是治疗麻风病人或消灭麻风病，而仅仅是要把他们“保持在一个神圣的距离之外”。（在这一点上，方舱医院等同于麻风院）。既然麻风病消失了，总还有其他群体要被“排拒”吧？
“过了两三个世纪以后，又再上演排拒的过程，而且是出奇地相似。穷人、流浪汉、受惩戒矫正的罪犯和脑袋错乱者，将会重拾麻风患者所遗弃的角色。” （福柯13）
“脑袋错落者”，即疯子，在两个世纪后成为了麻风病人真正的遗产。
- 疯人船：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表达符号
在疯子受到麻风病人同等对待，即被监禁之前，疯子首先经历了另一个特殊时期：被放逐，也就是文艺复兴的“疯人船”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疯子们的大帆船”成为大量文艺作品的表达意象。前面提到的Brant的《疯人船》（Das Narrenschiff）就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另外还有Hieronymus Bosch的同名画作《疯人船》。
虽然《疯人船》的故事源自神话，但“疯人船”确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真实存在过，在德国尤为常见。那个时代，疯子会被市政当局驱逐，或是流浪他乡，或是被托付给水手、朝圣者团体、商人，带到越远的地方越好。“当时欧洲都市常有这类疯人船靠岸”。有意思的是，城市在驱逐疯子的同时，也认为他们应该被“治愈”，确切地说，是需要被“净化”：一方面，水流本身即被认为具有净化功能；另一方面，“朝圣”也可以净化疯子的心灵。所以，疯子们常常被交给朝圣团体，于是，“疯人船”往往就是“朝圣之船”，而朝圣团体到达目的地时，疯子便也下了船，所以很多朝圣地后来也成为疯人集结的大本营。
总之，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主要处于被放逐的状态，而非彻底被隔离的监禁状态。这种放逐呈现出一种奇特的自由悖论：疯子们漂泊在浩瀚的大海上，那分明是 “最自由、最开放的路途“，但他们“却是其中囚徒，牢牢地被链锁于无尽的岔路上”。“他的真理，他的故乡，只能是两片土地之间” （福柯22）。
疯癫的流浪状态其实也暗示着一种奇特的“自由”，疯癫者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却又正是因为这种排斥，他们远离了主流社会的理性束缚，在边缘化状态中获得一种另类的自由——疯子做什么都是“合理”的。
- 疯癫的双重意涵：文艺复兴时期的疯言疯语
在福柯寻找的那个“零点”之前，疯癫尚未被纯粹理性完全排拒为对立面，尚未陷入疯癫与理性、正常与非正常的二元论。疯癫的这种模糊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尤为明显：一方面，疯癫被视作愚昧、荒谬、邪恶，必须驱逐和隔离，所以出现了“疯人船”和“疯人塔”；另一方面，疯癫又被视为智慧的隐秘表达，甚至与真理、艺术创造力、道德反思相联结。疯子在文艺作品种成为重要角色，“不再是一个位于边缘、既熟悉又可笑的侧影；它现在取得了剧场里的中心位置，就像一位真理的掌握者” （福柯25）。这些角色说着毫无理性外表的疯言疯语，却说出了所谓“正常人”没有悟出的真理。那个时期，“疯狂的面容一直萦绕于西方人的想象之中”（福柯27），无论是在通俗文艺里、严肃文学里，还是学院游戏中，疯狂的形象都在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就处在理性和真理的核心处。
- 疯癫接替死亡，成为文艺作品主题
不过，疯子并非凭空成为文艺复兴作品的主角，而是“死亡”的承继者。在疯癫之前，由于黑死病和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末日焦虑，唯一盛行于文艺作品中的主题是“死亡”。在这些作品中，黑死病和战争就是人类终结、时间终结的形象，无人可以逃避。到了十五世纪下半叶，人类开始把对死亡的严肃化为反讽，化为无处不在的可笑的疯癫。如此，恐惧变成了“一种日常可见和为人成功控制的形式”（福柯28），恐惧便被预先解除了。疯狂取代了死的主题，其实就是同一种焦虑的内部扭曲。但当疯癫被塑造为无处不在的形象，人类成为了“不在乎世界末日的疯子”，便可“教导人们明白，他们现在的状况，比起死亡高明不了多少”，“普遍的疯狂和死亡本身其实是一回事”（福柯29）。
“疯人之笑的特点，就是它抢先一步，笑出了死神之笑；如此，无理智者在他预兆死神的同时，也消除了死神的力量。”（福柯28）
- 疯癫形象的对立模式：宇宙性体验和批判性体验
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各类文艺作品中的疯癫形象进行回顾后，福柯得出了疯癫在这些作品中的一个对立模式：
“在疯狂的体验中，有一端是宇宙性的体验，它提出了身旁蛊惑人心的形象，另一端，则是批判性的体验，它表现在反讽无可逾越的距离之中。……尚且，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这两条线索仍是缠错交绕，彼此间的互通交换亦不停息。”（福柯43）
这里的宇宙性体验，或者说宇宙观形象，极富悲剧性色彩。在这种模式中，世界陷入普遍的疯狂，古老的理性在其中消亡。疯癫象征着宇宙的失序、世界的混乱、人类的末日，“它要表达的是它预感到的世间威胁和秘密“。以Brant的《疯人船》的结尾为例，这艘象征性载满愚人、疯人驶向未知之地的船，其实就是一种对人类命运的寓言式表达。它在尾声处写道：”暴风雨把疯人船卷入一段狂乱无理的航程，仿佛世界发生大灾难一般”。在十五世纪的绘画中，这种“世界的悲剧性疯狂”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鲍许、布鲁格尔、丢勒的作品。而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虽已处于批判性占主导的16世纪中后期，但二人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疯癫是十五世纪的悲剧性体验，而非同时代的批判性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超越时代，和正在消失的意义产生连结”（福柯60）。
批判性体验，是指疯癫在这些作品中属于道德的世界，它只是人类道德的错误和缺陷，而非末日。疯癫不再负载宇宙的意义，而是人生的一个面貌。疯子成为一种道德讽刺的工具，以其混乱的言行暴露社会秩序和理性规则的荒谬与虚假。伊斯拉默的作品，就是批判性体验的典型。
这两种模式在十五世纪的文艺作品中相互对抗又彼此交织，直到十六世纪，批判性占据上风，建立了自己的特权，疯狂的宇宙性和悲剧性形象则被其掩盖。这种宇宙性体验的消失，可以理解为在疯狂中蕴含的超越人性的自然属性的消失，亚陶（Artaud）对此评价：“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某种现实宣告决裂，后者的法则可能超越人性，却又属于自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并非人之成长，而是人的缩小？”
接着，福柯用比较长的篇幅探究了疯狂的批判性体验是如何在十六世纪末建立起特权的。他首先从两个层面对这个时期疯狂和理性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一是“疯狂成为一种和理性相关的形式”，二是“疯狂甚至成为理性的一种形式”。在之后的部分，福柯列举了大量文艺作品并对其中的疯狂形象进行了很精彩的分析，需要详细阅读。
最终，理性宣告胜利，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几乎是守护了悲剧性疯狂的终极领域。“疯狂的古典体验诞生了”。 船消失，医院出现了。在随后的文学作品中，“疯人院”也随之成为新的主题。
第二章 大禁闭
这一章可以说是紧扣本书主题的关键部分：古典时代的疯狂彻底被构建为社会的“他者”、“不正常人群”，被关进收容所/医院。在这一时期，医院/收容所接替了疯人船，监禁取代了流放，“大禁闭”时代来了。
- 十七世纪，大型监禁房舍的创立
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都迅速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兴机构，它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名头：收容所、总医院、贫民习艺所(Workhouses)、惩戒所（Züchthäusern）、救济院。但其本质都是一样的：即使自称为“医院”的场所，也与“医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都是为了把被社会排除的“非正常人群”关押起来——穷人、失业者、惩戒犯、流浪者、妓女、无业游民、酒鬼、轻微罪犯和疯癫者。这种新兴的社会排拒措施的建立，使得疯子们不再被赶上疯人船，而是直接投入监禁体制中。以巴黎为例，“在数月之内，巴黎百分之一以上了居民被关了进去”，当然，这不只包括疯子，而是各种被社会认为“需要关押”的人群。
关于这类监禁机构，福柯举了一个重要的例子作为关键点：1656年设立的巴黎收容总署。这一机构把巴黎很多曾作它用的场所——救护院、伤残军人养老院、慈善院等——全部收入麾下，用来收容“贫民”。 “贫民”当然不单单指贫穷的人——虽然诏令最初的收容对象是那些在街道上行乞的人，它可以包含各种陷入惨境之人，因为“贫民”的定义权掌握在一部分人手里，就是收容总署下属的各个收容机构的所长，他们拥有至高权力：“对巴黎所有穷人，不论是在收容总署之内或之外，他们都拥有权威、指导、行政、商业、治安、司法、矫正或惩罚之完全权力”（福柯75）。规则很明确：我，所长，说你是贫民你便是贫民，说你是疯子你便是疯子。说你该被关押，你便得被关押。正是这一概念的模糊，一方面使得五花八门的人群被关进收容机构，另一方面也使得有权定义“贫民”之人可以无限滥用其权力。
福柯这类机构的本质进行了非常有力的总结：“收容总署并非一座医疗设施。它比较是一半司法机构，像是在既有权力体系和法庭之旁另设的行政单位，可自行决策、审判和执行”。所长们“拥有几近绝对的主权、不得上诉的裁判权、无可阻碍之执行权，收容总署乃是王权在警政或司法之间所设的一个特殊权力机构；它运作于法律的边缘，像是镇压力量中的第三极”，“以其运作方式或目的而言，收容总署和医疗概念完全无关。它是一个维护秩序的单位，维护的是当时在法国同时族中的君王和中产阶级秩序”。。这段对于约400年前西方状况的总结，竟然可以几乎不加修改地放到今天依然存世的极权或独裁国家身上。这种三权，甚至多权集于一身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多么密集地遍布于中国大地，他们正在随心所欲地定义着“寻衅滋事“、”精神失常“、”颠覆国家政权”等各种罪名，把它们关进监狱和精神病院，以此来维持打着“和谐稳定”为旗号的统治地位。
巴黎收容总署的成立只是一个开端，二十年后，即1656年，法国王室诏令在“王国每一城市设立一收容总署”。收容监禁制度自此在法国快速扩张。但这样并不是法国的特色，因为这个现象遍及了整个欧洲，比如德国——其第一家惩戒所甚至比法国还要早（1620年），比如英国——甚至准许民营收容所或惩戒所，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开设。
前文曾提到，疯子是麻风病人真正的遗产。至此，收容机构的设立使疯子与当年的麻风病人又近了一步。在古典时期，疯子们不仅像当年的麻风病人一样，被关进特殊的封闭空间，隔离于正常社会之外，而且后来成立的很多收容所，其使用的场地就是当年的麻风病院。“它们自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已空无一人，但到了十七世纪，却突然恢复使用，重新享有幽暗的力量”。（福柯79）
- 收容机构：拯救与惩罚的双重功能
既以“收容”或“救护”为名，收容机构确实在一方面承担着救助/援助功能，比如为受监人膳宿费用、引领受监人净化心灵（读经、祈祷、沉思等）。但另一方面，收容机构更主要的功能还是监禁，限制各类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人员的自由，对其进行镇压和惩罚。对此，福柯认为，此类收容机构“一方面以行善为名义，一方面以惩罚为名义”，使得监禁具有了双重合法性。“在好穷人身上，它就变成援助行动，安慰人心的善举；在坏穷人身上——而且就是因为它们坏——它便转变为镇压之举“。
- 监禁，以“维持社会秩序”为名
和“好穷人“和”坏穷人“的划分一样，在古典时期，”疯狂“也被分配在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之中。疯子不再像中世纪一样，被当作神圣的人物，也不再处于文艺复兴时期那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中，而是彻底被视为和理性对立的“他者”，是社会秩序的破坏者。之所以对疯子进行监禁，和对其他“贫民“一样——穷人、可怜人、流浪汉等，考虑的都是“治安“问题。疯子成了破坏社会稳定的危险分子之一。
所以，监禁其实是一个“公共秩序管理”问题。对此，福柯用当初成立巴黎收容总署的国王诏令予以佐证，诏令的开头便是：这个机构的任务便是阻止行乞和游手好闲成为一切秩序混乱的起源。据此，失业者便也成为了监禁的对象，他们不再像以往一样，被驱逐或厨房，“而是用国家的经费来负担他的生计，不过他却要付出被剥夺个人自由的代价”（福柯95）。简单来说，监禁，或者说收容的制度，其实就是把一切可能破坏社会秩序的社会闲散人员关起来，避免他们在社会上游荡，也避免了他们彼此集结起来进行暴动。又有一种很熟悉的味道对不对？
- 监禁与强迫劳动
提到失业者，福柯又联系到监禁制度的另一功能：强迫劳动。
福柯认为，收容机构在全欧洲的大规模风行还有一个因素，那便是由西班牙经济危机而起的欧洲经济危机导致的大量失业和降薪人员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必须把这些人关起来。不过，单纯地关押可能会导致“养懒汉“现象——和今天类似，实在没有出路的人想办法进监狱，这样至少吃住不愁，所以很多收容机构开始强迫受监者劳动，比如汉堡的惩戒所就发布了非常明确的规定：所种禁闭者全得工作。
大禁闭制度中的劳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是对受监者进行道德规训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不劳动即为堕落。十七世纪的所有经典中都在宣扬“懒散是万恶之源“（中世纪认为”傲慢“是万恶之源，文艺复兴前夕则是”贪婪“），统治阶级也认为”行乞和游手好闲是所有秩序破乱之源“——那么把贫民们牢牢地绑定在工作上，“让工作占去它们一天中的最大部分时间”（福柯107），社会便可稳定，统治便可牢固（瞬间又看到了当今的中国）。”监禁所里头的工作，因此便具有伦理上的意义：既然懒惰已成为反叛的极端形态，我们就要对游手好闲者实施强迫劳动，强迫他们在无用无利的劳动中，度过他们无尽的闲暇“（福柯105）。另一方面，受监人的强迫劳动还有经济价值。也就是说，社会不稳定因素不仅被关了起来，他们还具有了生产性，成为可再利用的”牛马“。他们纺纱、制袜、磨面粉……凭借这些低廉的劳动力，收容机构甚至在市场竞争中大占优势，这也导致了制造业者对这种模式提出抗议。当然，在这组双重性中，虽然强迫劳动也确实创造经济价值，但更核心、更具长期稳定性的功能无疑还是道德训诫。因为就当时的观念，”劳动“能够惩罚和矫正某种道德缺陷。类似的，中国的劳改、劳教、上山下乡当然也打着同样的幌子。
表面看来，古典时期监禁制度的这种双重功能似乎很有社会价值：既吸收闲散人员，又创造经济价值。但这只是一种假象，福柯总结道：
“监禁似乎无法有效地扮演人们所期待地角色。如果它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遮掩悲惨，及避免因其骚动而来的社会政治不安；但是，一旦把他们收容在强制工作场中，临近地区和类似行业中的事业反而在增加。“（福柯102）
“监禁所的创立，如果只衡量其功能价值，可谓失败之举。十九世纪初，它们几乎在全欧洲消失。“ （福柯102）
第三章 惩戒与矫正的世界
承接第二章，福柯在这一章进一步分析监禁制度的内部运作逻辑。被关进监禁所的究竟都是什么人？“在监禁所墙内，我们不只可以找到贫穷和疯狂，而且还可以发现其他更为繁复的面孔，但这些身影之间的共同性并不容易辨识”（福柯113），他们包括但不限于：放荡者、白痴、浪子、残障、心智错乱这、挥霍无度的父亲、妓女、无理智者。这些人或许可以用“社会适应不良分子”来概括，但“社会适应不良分子”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疯子和其他共同关押的群体又有什么区别？
- “社会不良分子”并非自然存在，而是由社会构建
福柯不认同20世纪初的一群历史学家所推论的：监禁便是“社会适应不良分子“的自动消除。因为他认为，这种推论预设了”社会适应不良分子“的特征是自然存在的、永恒不变的。“疯子”同理。
“我们在十八世纪的受监者之中，能够找到类似当代社会适应不良分子的人物，这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很可能只是结果：因为这样的人物出现，便是来自隔离这个手势本身……是它创造了他们，是它改变社会景象中的熟悉面孔，将他们改造为谁都再也辨认不出来的古怪模样。“ （福柯115）
福柯频繁使用了“手势“这一词，法语原文为geste，有”动作、手势、行为、举止“的意思，在此可理解为”权力的动作“。因为放逐的手势，文艺复兴时期的疯子们被赶上疯人船；因为一个监禁的手势，古典时期的疯子们被关进收容所；因为一个医学的手势，现代早期的疯子们成为“病人”。古典时期的监禁手势，就是异化的创造者。是它，把不符合主流社会秩序的人完全异化为“他者“，创造了一个名为“社会不良分子”的群体。简言之，“社会不良分子”并不是社会上固有的一个群体在等待被关押，而是监禁这个“手势”构建了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把他们关押起来。
- 疯子和各类“非理性”人群关押在一起，身份变得模糊
和“疯人船”时期不同，疯子在古典时期不再是一个具有鲜明身份、被单独对待的群体，而是其他各类社会秩序的扰乱者关押在一起——他们统统被归为“非理性”。疯子的身份变得模糊，或者说不再独一无二。这些共同关押的人包括：放荡者、白痴、浪子、残障、心智错乱者、放纵者、妓女、无理智者、骗子、懒人、乞丐、罪犯，甚至还有贫困的老人和儿童、老弱的女人、变得像小女孩的老妇。最离谱的是，性病患者也和其他群体一起被关押在收容所。因为在当时的观念中，性病更多的是一种道德问题，而不是医疗问题。家庭关系问题也同样被上升到公共秩序的层面，所以被共同关押的还有诸如孽子、挥霍无度的父亲和生活放肆者之类的人。此外，渎神者和自杀未遂者也同样成为古典时期监禁的对象。
如上，古典时期的收容所里监禁了五花八门的“被谴责者”，看起来毫无统一标准。然而，“理性”给了他们一个共同的名字：非理性。理性主义把文艺复兴时期理性与疯狂之间的暧昧关系彻底打破，建立了一种二元论，一切不理性的便是“非理性“的，包括爱情。如果不是理性之爱，那便只能是非理性的，比如同性恋（福柯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取向而重点提到了这一话题）。从此，理性和非理性完成了本质性的大断裂，理性将自己构建为理性主义，将所有的非理性构建为不合理的、需要被排除的“他者”——监禁，不过是这种断裂在制度上的表达。福柯寻找的“零点”，大概就在此。
- 惩罚与治疗混为一谈
禁闭制度的核心，并非单纯的隔离和保护（或治疗），而是惩戒。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医疗和道德的合作——把惩罚和治疗混为一谈。对此，福柯以性病患者为例。前面说过，在古典时期，性病患者首先被视为一种道德缺陷，所以在进入收容所时首先要受到道德惩戒，即先要鞭打一边，然后才算正式被收容。如果说这还只是道德层面的惩罚，那他们在收容所中的日子就完全是医疗和惩戒混为一谈了。虽以治疗为名义，但其治疗手法无非是对肉体的一种折磨：放血、水银擦身和催泄交替进行，如此持续一个月。这种“传统医学”的组合手法据称能够去除性病患者的致病体液。这种对待方式，可以说“既是对抗疾病，亦是对抗健康”（福柯122），“它处于医学和道德精确的接合点上”（福柯123）。福柯认为，从根本上来说，这实际上是医学理性的狡智：它可以用做恶来行善。用匹奈的话说，这种道德疗法的基本格式就是：强烈地震撼精神病患者地想象力，并给他恐怖的感受。
第四章 疯狂的体验
前三章，福柯讲述了疯癫如何被逐步排除（象征性放逐 → 禁闭 → 矫正规范），本章，福柯回到一个核心问题：在社会和（医学）话语还未完全收编疯癫之前，人们是如何“体验”疯癫的？疯癫是否曾经是一种“被承认”的存在方式？在对古典时代的两种疯癫体验进行简要总结之后，福柯回顾了疯癫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模样，试图恢复疯癫的“原始存在。
- 古典时代，疯狂的两种体验
福柯认为，古典时代被监禁的“疯癫”实际上是指“所有无法以罪行来严格定义的暴力形态，在司法上也无法对之加以明确形容；它所针对的，乃是一个混乱的、未分化的领域——行为上和情感上的、道德和心智上的混乱——不可能被谴责定罪的，却又具有威胁性的狂怒所形成的一大块阴暗地带” （福柯153）。疯癫者被以“狂暴之徒”为理由加以监禁，“不必说明他到底是生病还是犯罪” （同上）。
不过，这种“过度简化”在福柯看来也是危险的。因为古典时代也并非把所有的“疯癫”一视同仁，而是也有区别对待。疯子被分为两大类：可治疗的和无药可救的疯子。
- 可治疗的疯子：被医学化管理。
“如果一位精神错乱者仍然有希望治愈，巴黎医护院便会收纳他”（福柯154），对其进行放血、催泻等治疗。
这类疯癫被认为是暂时的、理智尚存的偏离，通过“合理干预”有可能康复并回归社会。因此他们被安排进医院，接受“医学”与“道德”的双重管理（如第三章所述）。
在这个类别中，疯癫被当作“疾病”对待——比如巴黎医护院中的无理智者和伯利恒院中的月亮疯。范围虽小，却不可忽视。毕竟，到了下一个历史时期（现代医学时期），这将成为主流。
- 无可救药的疯子：被监禁。
被断定为“无可救药“的疯子被视为绝对的非理性存在，无法沟通、无可救药，甚至对他人构成威胁。医疗系统放弃治疗，他们被彻底归入“监禁的范畴”，和其他惩戒犯一起被关进收容所。而收容所，福柯认为，在本质上接近于任何监狱，目的是“摆脱”和“矫正”疯子。管理方式是行政性的：警察式监控、道德排除、空间隔绝。更甚者，有些疯子则直接被关进真正的监狱——“在这些监狱里监禁着白痴和无理智者，因为人们 不知道可以在其他什么样的地方来安置他们，使他们远离其所刺伤和困扰的社会”（福柯159）。
- 十七世纪前，疯狂的模样
福柯认为，至古典时代，疯人史其实经历了一个个性和地位退化的过程：“在中世纪，疯人存于日常生活，亦常见于社会”（福柯165）。换句话说，疯人虽然具有不同于常人的个性，但它们并未被排除于社会之外。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它们被单独划分出来，隔离于世界之外，成了关怀和收容的对象。而到了古典时代，疯子们甚至失去了他们在文艺复兴时代的孤立而突出的地位，与性病患者、放肆无度者等关押在一起，指向了某种“泛化”的非理性体验。
- 疯狂的监禁：行政命令大于医疗判定
如何判定一个人是否“疯狂”？教会法和罗马法都一直认为应该由医师来诊断。然而，古典时代的监禁措施则完全不受医疗判断的管辖：治安法官可以下令监禁疯子，家人也可以申请将“疯子”监禁，甚至由邻居、远亲提出的申请都可能被批准。虽然某些救护院的规章上规定了医学检查，但它几乎被忽略。对疯狂的判定变得更加“社会化”，甚至几乎成为一种“警察措施，用粗略方式去理解疯狂，使用的监禁方式也是为了镇压”（福柯175）。
- 对疯癫的医学关怀并非源自西方
在这一章中，福柯提到了非常有意思又反直觉的历史：疯子受到医学关怀源自中世纪末期，而专治疯人的医院并非西方的发明，因为它最早诞生于阿拉伯世界（可能是七世纪或十二世纪）。欧洲最早的疯人疗养院诞生于西班牙——提出这个想法的正是与阿拉伯世界非常熟悉的恩慈兄弟会的一位修士。
通过这个史实的介绍，福柯可能是在质疑“启蒙=理性=进步”的史观。精神病治疗的起源或许并非像传统欧洲思想史所说的那样，是“人道主义与科学觉醒”的产物。
第五章 无理智者
这一章是第一部的收尾，承接了上一章所提到的疯狂在古典时代的两种体验，详细检视了第二种，即对疯狂的监禁——因为这是古典时代自身的创造。而第一种，即对疯狂的医学关怀，是继承前人而来的。
- 监禁的逻辑：道德性的疯狂——真疯假疯并不重要
古典时代被监禁的疯子到底是什么人？疯子的认定标准是什么？福柯在前几章数次提到，疯子在古典时代失去了其独特的标志，和其他各种罪犯和病人关押在一起，他们被统称为“无理智者”。疯子作为“无理智者”中的一员，其判定标准并非来自医学层面，而是来自道德层面。确切地说，一个人是否应该被关押，并非来自医学对其“是否丧失理智”的诊断，也非来自法律层面的认定（被法律认定的疯子是可以免除罪责的），而是来自社会层面的考量：这个人是否扰乱了现有的社会秩序，是否犯了道德过错。如果是，那么不管他是否真的完全丧失了理智，他都应该被监禁。
“……疯狂在这个时期，可以透过道德形式加以感知。理性主义甚至可以吊诡地去设想一种疯狂，其理性未受扰乱，但只要整个道德生活都犯了过错，而且意志也是邪恶的，就可以在其中辨认出疯狂。疯狂最终的秘密，不在于理性的完整与否，而在于意志的性质。”（福柯182）
这种由监禁逻辑所主导的对“道德性疯狂”的认定标准，导致古典时期被关押的所谓“疯子”涵盖了各种五花八门的群体：顽固的诉讼、日日夜夜以歌唱使他人头昏脑胀、大骗子、非常恶毒又喜欢挑刺的人，等等。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审视当下，将会发现很多有意思的事：在中共统治下频繁上访和维权的人是不是也该被认定为“疯子”？很多时候，中共确实也是这样做的——把他们关进精神病院。广场舞大妈呢？在公共场所大声高唱红歌的人呢？在西方的古典时代都是该被关押的“疯子”。
简言之，在监禁的世界里，理性是否真的受损，并不重要。真疯还是假疯，并非关键。重要的是，意志是否是邪恶的，是否扰乱了主流社会秩序。
- 疯狂的“伦理化”：理性/非理性是一种伦理选择
疯癫在古典时代被纳入一种“伦理意识”的体系之中，而“理性”也正是诞生于这个体系之中。正是这一点，给古典时代的疯狂辨识一种独特的风格：对疯狂的不加承认。即：理性彻底将疯狂排除，将非理性构建为其对立面。
这种对疯狂的彻底排除开始于笛卡尔的《第一沉思》，可浓缩为那句著名的“我思故我在“。福柯认为，这一时期对理性和非理性的划分，取决于一项决定性的选择，这一选择牵涉到的是主体的“意志”。以笛卡尔为首的纯粹理性主义者认为，只有时刻警醒，以意志挣脱疯狂，对“非理性”进行排除，才能构成理性，也才能避免成为尼采式的发疯哲学家。由此，疯癫者便是那些无法做出正确伦理选择的人，无法排除“非理性”的人。
- 疯癫：人性之外
由此，古典时代地疯癫者被当作“不具有自由与理性行动能力的人”，即，他们不再被认为是具备理性选择的自由主体，那么“人性地”对待疯癫也就变得不再可能。因为，人道关怀的前提是对方仍具有某种伦理意义上的“主体性“。
“在十七或十八世纪，人性地对待疯狂乃是不可能地：因为疯狂理所当然便是非人性地，对立于为人打开自由运用其理智本性的选择。” （福柯191）
正是基于这种伦理性的判定标准，疯癫者在古典时代和其他各种群体关押在一起，因为这些群体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不具备理性选择能力的人：“道德错乱和精神错落，真正的疯狂和假装的疯狂，谵语和谎言，在根底上都来自相同的故乡，有权接受同等待遇“（福柯191）。
- 疯癫的特殊待遇：被藏匿的非理性和被展示的疯狂
虽然古典时代的疯癫和其他非理性群体被关押在一起，但它还是受到某种特殊待遇：被展示，被消遣。当非理性被排除于社会之外，被监禁、被藏匿时，唯有疯癫者，成为被刻意展示的对象。
关于非理性群体的待遇，福柯对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进行了对比：
在文艺复兴时期，“各种非理性的形态刻意自由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邪恶在公众间造成的轰动，可以让它具有榜样和赎罪的力量”（福柯192）。简单来说，这其实就是一种“见光死”的理念。“最暴戾和最没有人性的邪恶，只有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才能获致补偿和处罚”（福柯193）。
到了古典时期，即在监禁的体系中，“非理性”则被藏了起来。这时的观念认为，“邪恶的某些面向具有感染力，像是一种丑闻力，使得任何公开都会使它无线增衍。唯有遗忘才能消除它“（福柯193）。所以这时的做法就是把非理性监禁起来，让他们从社会上”消失“。“所有邻近非理性的邪恶形式，都应该加以保密”（福柯194）。但有个例外，就是疯子。在竭力隐藏非理性的同时，“疯子”却被单独拎出来，成为展示的对象，甚至成为一种“景观”，供人消遣。“疯狂于是超越收容所的沉静之上，被提升为演出，成为娱乐众人的公共丑闻”（福柯195）。在法国，“到比赛特院散步以及观看精神重大失常者……是巴黎河左岸布尔乔亚的周日消遣之一”（福柯194）。
虽然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都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正如前文提到过，文艺复兴时期的疯狂和理性尚未被完全割裂，而是处于一种暧昧的关系中。“它的形象或危害，混杂在每一种体验之中”（福柯196）。疯狂尚未成为被排距、被监禁的他者。换句话说，此时的疯狂还处于“人性”之中，观看者或多或少会从疯子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但古典时期的疯狂则彻底成为理性的“他者“，不仅如此，如前文第三点刚刚提到的，疯狂被彻底“非人性化”了。观看疯子用以消遣的观众们此时成为“理性”的代言，而疯子在他们眼中不仅仅是他者，更是非人的怪物，已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疯子被化约为一种“兽性”，并随之被赋予了疯狂动物的特质：他们被认为可以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具有抵抗饥饿、炎热、寒冷、痛苦的能力。这一点与下一个阶段，即现代医疗阶段对疯子的对待恰好相反，他们不仅不被视为需要照护的“病人”，反而被赋予了“非人却又强于人的生存韧性。对此，福柯虽然没有直说，但其实他批判了古典时代如何让疯子“失语”。这种被神话的“兽性”不过是为社会忽视他们的痛苦提供了一种“正当化理由”。
最后一个关键点：在其他非理性群体被藏匿的同时，为什么只有疯子被刻意展示？福柯认为，这是因为疯被视为非理性的综合体，是所有不合道德、不合理性的象征性承担者：
“……只有疯狂为人展示，那是因为疯狂身上带有非理性的一切丑闻力量。疯狂走遍了非理性的全部领域，结合其对立的两岸——一方面是道德选择、相对性过失、所有的表现不良，另一方面则是兽性的狂热、被狂怒所羁绊的自由、最初和绝对的堕落——也就是明朗自由之岸和阴暗自由之岸。疯狂便是非理性全体被收聚在同一点上：有罪的白昼，无辜的黑夜。” （福柯212）
参考文献：
傅柯，米歇爾（Michel Foucault）。《古典時代瘋狂史》。譯者林志明，時報出版，2016年11月15日。ISBN 978‑9571367880.
Yuki-Lin 
Leave a comment